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而今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目標是“6%~6.5%”，居民收入如何與經濟增長同步“水漲船高”受到關注。

居民收入不僅包括可支配工資性收入，還包括可支配經營淨收入、可支配財產淨收入和可支配轉移淨收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8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較上年增長2254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較上年增長285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較上年增長1185元。

穩定就業 政策聯動

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可支配工資性收入占比最大，以2017年的數據為例，當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2201元，占比61%。在中國鐵建重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飛香看來，進一步拓寬就業渠道，提升就業的數量和質量，才能穩步提高工資性收入，“尤其是大力發展以互聯網、雲計算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

《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9年要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安徽宿州供電公司帶電作業班副班長許啟金發現，一些企業招工難，但同時有許多勞動者需要技能培訓以提高收入，“應當扶持一些企業和院校辦培訓班，同時給予勞動者更多進修學習的機會。”今年，我國計劃從失業保險基金結餘中拿出1000億元，用於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認為，“要做好城鎮調查失業率，因為其指標有利於相關部門掌握客觀的失業情況，然後可以利用目前製定的就業優先的政策，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聯動，增加投入，在減稅降費上繼續推進，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就業穩定了，經濟發展了，收入自然會水漲船高。”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則關注著被淘汰產業職工的再就業問題，“通過發展服務業，帶動原有人員再就業，也能夠擴大年輕群體的就業。”服務業企業在去年增速較大，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在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去年每天新增企業1.84萬戶，其中80%是服務業，特別是科研企業、互聯網企業等新業態，90%以上都是民營企業。

相比於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收入中，工資性收入較少。2017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僅為5498元，為農村居民增加工資性收入崗位對於增收至關重要。

減稅降費 擴大經營

對於減稅降費，長沙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國海深有感觸，他表示，民營企業對於就業帶動作用明顯，可以通過減稅降費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擴大就業麵。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也表示，稅費的有效降低有助於提高國內製造業企業整體的長期競爭力。

減稅降費不僅能促進企業發展，也能讓職工嚐到甜頭，留住人才。湖北省孝感市水利勘測設計院院長許方盛就表示，個稅改革後，職工到手的工資收入提高了，個人價值感與獲得感大大增強。在今年兩會的“部長通道”上，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2019年減稅降費的總額近2萬億元，比去年又增加了50%以上，減稅規模相當於今年預算安排的稅務部門當年組織收入數額的10%以上。

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中，人均可支配經營淨收入為4065元，占比11%，許多城鎮居民也在經營著自己的個體生意或小微企業。河南仕佳電子科技公司副總經理吳遠大就發現，雖然需要貸款的小企業數量多，但金額卻不能和大企業相比，這也導致了銀行不得不提高貸款利率來平衡操作成本，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設置“隱形”門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與此同時，“各地在征收體製改革過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業實際繳費負擔的做法”。

對於經營失敗者，社會也要有所“兜底”。在通博TBET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天任看來，創業失敗者不單要承受巨大的思想壓力，往往也因為背負巨額債務，不僅沒有本金二次創業，社保也沒錢繳納。他建議應當通過完善創新創業政策機製，使創業失敗的企業能夠得到依法合理處置，充分保障各相關方的利益，使創業者、從業人員都能夠及時退出，獲得新生機會。

相比於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收入中，經營收入占比較大，2017年人均可支配經營淨收入為5028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7.4%，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增加與鄉村振興相輔相成。牧原集團董事長秦林英表示，實現農業產業化，前提是要培養農業龍頭企業，這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

增加財產性收入 規範金融市場

即便是城鎮居民，其人均財產淨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僅為10%。如何讓自己的財產保值增值，獲得更多財產收入，是許多城鎮居民關心的話題，當然，在投資過程中不能盲目追求高收益。在今年兩會的“部長通道”上，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也提醒公眾，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千萬不要上當受騙，“不能亂投資，不能亂參加集資，更不能借錢去投資，因為這方麵的風險是很大的。”

更加規範的金融市場，是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重要前提。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就有全國人大代表當著證監會主席的麵，坦言割韭菜的人“賺了幾十個億，不止一項罪名，加起來才罰了70萬元”。

江蘇陽光集團董事長陳麗芬則建議，應當將“互聯網+金融”納入監管體係，監管金融衍生商品特別是金融創新商品有可能誘發的投機行為，最大限度降低金融風險，讓監管跟上創新的步伐。

完善社會保障 共享發展成果

隨著社會保障力度的加大，可支配轉移淨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不容忽視。轉移淨收入就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間的收入轉移，既包括家庭間的贈送與贍養，也包括了有關方麵給予個人的離退休金、失業救濟金、住房公積金等。

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轉移淨收入6524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為18%，占比超過了經營和財產收入。相比之下，同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轉移淨收入為2603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為19.3%。

換言之，對於離退休的老人來說，轉移淨收入就是主要的可支配收入來源，對於失業者來說，失業保險金就是主要的可支配收入來源。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表示，要充分利用好失業保險金，發揮更大價值來促進就業和提高勞動者收入。根據相關規定，申領保險金需要滿足多個條件，比如“按照規定參加失業保險，所在單位和本人已按照規定履行繳費義務滿1年”等，這對於諸如快遞員、送餐員等靈活性強、流動性大的新興職業而言，頗有距離感。

未繳納相應保險，意味著這些新興職業職工一旦失業或者到達退休年齡，將難以得到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轉移性收入。

民進中央副主席高友東也關注著這些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問題。他發現，包括外賣送餐員、自由撰稿人、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等，這些“零工經濟勞動者”由於其工作流動性大，沒有長期就業的保障；同時從事多份工作，雇傭關係不明確；就業變動頻繁，難以監管；個人參加社保意願低，存在諸多隱患。

社保費率的降低，讓許多人看到工資條上實際收入的增加，但另一個擔心也隨之到來，社保費率降低了，養老保險會不會有影響。對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紀南對外表示，“我們有能力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今年還將適度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讓廣大退休人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來源：浙江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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